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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乡村振兴局长会议明确了2022年的重点任务，其中明确提出，组织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工程，打造农民工劳务输出品牌；此前，人社部等印发《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对这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；而在重庆，市人社局刚刚公布第一批重点培育打造的劳务品牌，黔龙海运、云阳面工、重庆数据工程员等77个劳务品牌入选。

乡村振兴背景下，劳务品牌建设有何重要意义？我们需要怎样的劳务品牌？如何培育一批叫得响的劳务品牌？

深冬的武陵山区，寒风有些刺骨，但回想起当年“抢滩”的日子，陈清瑜依旧热血沸腾，讲到兴起时，他甚至敞开了棉服。

陈清瑜是黔江富民技能培训学校的管理者，但他更被大家所熟知的身份，是一名“黔龙海运”工。当年，借黔江在上海港建立扶贫劳务基地之机，包括陈清瑜在内的一批黔江青年，闯入上海滩，共同用肩膀扛起了“黔龙海运”这个响当当的劳务品牌。如今，随着品牌转型和业务拓展，他又返回家乡，开辟新的战场。

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，劳务品牌在发展劳务经济、促进转移就业、增加农民收入、提高就业质量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。陈清瑜的这半生，就是最好的印证。

一个劳务品牌

就是一部创业史

1993年，21岁的黔江区石家镇关口村（当时为黔江县石家乡关口村）青年陈清瑜，高中毕业后在乡里找了份农技员的差事，但他对此并不满意。

很快，一个机会落到了他头上。一天，乡政府门口打起了拥堂，是上海港前来招聘一批转换工，要求是：初中以上毕业，身体好视力好，人要年轻。

一听说大上海来招工，陈清瑜来了劲，但一了解“转换工”的工作内容，他又有些瞧不上：“不就是在码头搬运货物，还不是使蛮力。”

“你确定不干？收入高哦！”对方看到陈清瑜身高近一米八，又是高中生，人也年轻，多说了一句。

“有多高？”

“一个月1000多块，干不干随你！”

陈清瑜的脑子“嗡”的一下炸了——要知道，在当时的城里这也算高工资，更别提偏远山村了。

他激动起来，“我干！”

不久后，陈清瑜背上行囊，踌躇满志地来到上海。在他之前，已有两批黔江人抵达了这座城市。包括陈清瑜在内的53人，成为了“黔龙海运”最早的主力军。

港口转换工来自天南海北，互相较着劲。“15个人一个工班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。”陈清瑜说，下到几十米深的船舱中把货搬出来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。

陈清瑜所在的工班，平均每天搬运600吨以上，还创下过最高1200吨的纪录，相当于每人每小时要扛10吨货物，逐渐在上海的“码头界”打出了名头，大家都知道，黔江人吃得苦、不怕苦、打得了硬仗。

从此以后，一批批黔江人抢滩上海，在民生、新华、宝山、明东、洋山等港口打拼出一片天地。黔江区人社局则因势利导，成立富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“黔龙海运”劳务品牌，进一步为黔江人开辟了入沪通道——多年来，黔江人在上海转移就业达到数万人次，截至目前依然有1500余名“黔龙海运”工人在上海就业，年平均收入达6万元以上。

“一个劳务品牌就是一部创业史。”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说，“云阳面工”遍布全国，从业人员20多万人，占该县劳动力近四分之一；“边城秀娘”累计培训劳动力8万多人；“苗家巧手”带动居家灵活就业1.2万余人次，“在乡村振兴背景下，高质量就业的需求更大，要求更高，劳务品牌的作用也将更加凸显。”

适时转型

让老品牌得以“保鲜”

“黔龙海运”在上海码头声名鹊起之时，云阳人也拉开了走南闯北开面坊的序幕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以江口、鱼泉、沙市一带为代表的云阳人带着致富梦想开始走出大山“看”世界。他们在西安、湖北、河南等地务工时，发现好些地方都是以面食为主食，但当地很少有面条加工坊，居民大都食用自己加工的手工面。

精明、勤劳的云阳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，他们尝试着把家乡的面条机和加工技术带到外地生产面条。这种加工面条食用起来省时又方便，很快受到当地人喜爱，也给首开面坊的云阳人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。通过父带子、师带徒、传帮带等方式，云阳人开面馆、开面坊的“大军”风起云涌，初步形成了“云阳面工”劳务品牌。

因为爷爷是面匠，云阳县江口镇人陈小艳从小就与面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爷爷在家做面，父亲外出做面，我们也跟着他走南闯北，湖南、湖北、青海都去过。”在外漂泊了好些年后，“面三代”冯小艳觉得做面的方式要“变一变”了。

“做鲜面，始终属于小作坊，产业做不大。”她说，要把产业做大做强，就不能只依靠那一台小小的面条机。

于是，冯小艳投入了多年的积蓄，引进了云阳第一台加工万吨级以上的智能化、自动化面条生产线，从做鲜面条转型为做干面条，大大提升了产量，成为了“云阳面工”中的翘楚。“如果没有转型，（我）肯定没有如今的规模。”她坦言。

萌芽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务经济，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劳务品牌，也要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，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

事实上，当年和“黔龙海运”“云阳面工”同期声名鹊起的劳务品牌还有不少，但时至今日，一些已销声匿迹。

“大多是转型慢了。”市就业局相关人士坦言，早期的劳务品牌大部分植根于乡土，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，如建筑工、砖瓦工等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机械化智能化程度提高，这些行业对工人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也大大下降，如果品牌负责人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容易在竞争中败下阵来。

该人士认为，劳务品牌行业人员结构总体上呈现“一高两低”，即“年龄高、学历低、技能低”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劳务品牌的提升和发展。因此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务品牌发展由数量粗放型向质量产业型转化、从业人员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化的关键。

新行业新业态

催生新劳务品牌

陈清瑜的经历，正是如此。他早早依托劳务品牌靠搬运打工赚钱，并很快从体力工向技术工转型。2015年，陈清瑜离开上海回到黔江，成为了公司开办不久的黔江富民技能培训学校的管理者。

“我们不仅继续为上海港口培养和输送人才，也做其他方面的培训。”陈清瑜介绍，学校除成为“黔龙海运”的坚强人才后盾之外，也开辟了新的领域。

和三四十年前劳务品牌草创时相比，重庆的经济结构、种类、运行方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也催动着劳务品牌的更新迭代。

在市人社局最新在区县收集的77个劳务品牌中，农业、手工业的占比显著下降，现代服务业、信息化产业、文化产业的占比明显提高。

去年12月23日，位于永川的重庆云谷数字人才产能融合实训基地里，“00后”吴奕正在学习视频剪辑和2D、3D标注。

吴奕的老家在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土星乡，今年刚考上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，念的是电子商务专业。刚上学没几天，辅导员就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：根据学校与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的协议，他们全班都将到永川实训培养一个学期。

怀着期待，吴奕与同学登上了大巴。吴奕的实训内容，与产业园内一家无人驾驶科技企业有关。他要做的，就是将轮胎外侧与地面连接点，用2D、3D的方式进行标注，以便车辆传感器和摄像头的识别。

“刚开始完全不知道干什么。”吴奕笑着说，但在实训老师的指导下，自己逐渐上手，如今每天都要处理一批数据，收获很大，且每月还有4000多元的底薪+提成收入。

吴奕或许还不知道，他已经被大数据产业园作为重庆数据工程员的预备人员进行培养。

“这是我们正在兴起和全力打造的劳务品牌。”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副主任蒋兆勇表示，成立13年来，园区经历了从“西部声谷”到“重庆云谷”的产业升级，如今已聚集了一大批数字领域的头部企业。

企业需要人才，而永川的十几所大学和高职院校也要为学生就业找到出路，大数据产业园就充当了转换器的角色，将两者的需求结合起来，通过实训培养、推荐就业、学历提升等，打造“重庆数据工程员”这一品牌。

“毕业后，我想留在这。”尝到了甜头的吴奕说。稚嫩的脸庞上，写满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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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品牌需要实现“二次腾飞”

业内人士认为，劳务品牌有过一段时间的“高光”，中途也有过回落，现在又面临加快发展的契机，处于二次腾飞的起点。

但他同时也指出，劳务品牌建设，还面临不少问题，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。

首先是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。当前，劳务品牌缺少相应标准，比如，要带动多少人就业，赚回多少收入，才能算劳务品牌。这无疑给劳务品牌的建设带来了一定困难。由于劳务品牌多具有自发形成、地域性强等特点，要制定大范围的统一标准有一定难度。但每个区县完全可以根据当地劳务产业的特点，出台地方标准，从而更好地指导劳务品牌发展。

其次是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引导。目前劳务品牌的建设主体基本为企业或者行业协会，在推进上参差不齐，大多欠缺力度。这就需要管理部门的介入，有组织、有意识推动其发展，如实施劳务品牌发掘培育计划、发展提升计划、壮大升级计划，做好劳务品牌宣传推广。同时，管理部门也要防止越俎代庖。

第三是培训从业人员技能水平。管理部门应通过提高技能含量，来加快劳务品牌发展提升，如在培训方面，鼓励各类培训机构、职业院校开展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；在评价方面，完善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多元化评价方式，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。

最后，要围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劳务品牌。从2019年至今，人社部已发布四批共56个新职业，如健康照顾师、网约配送员、互联网营销师、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，相关部门可将其作为重点，加大培育力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