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=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/总人口×100%。该指标是城镇化领域的国际通用指标，有利于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。针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，“十四五”规划给出的目标是“预计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可达65%以上”，“十四五”时期年均提高0.8个百分点左右。而这一目标已提前完成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过去五年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0.2%提高到65.2%。

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。随着城镇化率持续提升，我国人口还将持续向城镇集聚。而这些人口流入地，无疑也将成为我国未来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，未来二三十年，中国城镇化率将逐渐提高到80%以上的水平，甚至更高。这个时间节点达到的快慢和两方面因素有关：一是经济发展速度，经济发展速度越快，城镇化率达到80%以上水平的速度就越快；二是体制改革的进程，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进，以及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，改革的速度越快，城镇化水平提升也就越快。

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“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”的内容时指出，“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，增强综合承载能力”。2022年5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提出了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目标。同年7月，国家发改委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》，要求高质量完成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示范任务。这一切都说明，高质量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，县域载体是重点。

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，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虽然在大幅提升，但其“含金量”仍属于相对偏低水平，因此，补短板的关键也在县域。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，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

记者发现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；2022年提出，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，并首次提出“严控撤县建市设区”；到了今年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为，“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，增强综合承载能力”。由此可见，县城承载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多项重要功能，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中之重。

据国家发改委统计，截至2021年底，我国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约为1.6亿人，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为0.9亿人，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%，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%。

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分析，按照业界对2035—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%—80%之间的一种预估来测算，未来还有1.5亿—2亿左右人口进城，人口将进一步向大城市和小城市两端聚集，县级单元将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层级。

高质量城镇化就需要打破人员流动的限制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，过去十年，有1.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。因此，县域功能的完善与升级对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能够“留得住、过得好”至关重要，这也是城乡统筹、拉动内需战略实施的关键。

当前的县城生活品质与中大型城市差距很大，县域综合功能完善主要应围绕住房、消费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内容展开，这同样也需要“政府＋市场”的方式立体化推进。

当然，激发县域发展动力仍然离不开产业发展基础，有了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，才会有完善县域功能的动力，才能让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具有相应的就业机会。事实上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、城乡融合发展与促进县域产业发展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人口的流动源自价值的互动，当乡村产业的价值含量大幅提升，就会出现资本、人才下乡的可能性；当县域功能丰富且质量提升了，农民进城就不仅是为了打一份工，而是成为真正的“新市民”。

毋庸置疑，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强调“以人为核心”，那就说明绝不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提升，换言之，不是把农村人口带入城镇就完成了城镇化目标，而是要更好满足人们在城镇工作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需求，这同样需要聚焦县域载体的优化与提升。

从中国的城镇化率提升空间的角度来看，基于东中西不同地区的差异，其发展不均衡、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，甚至在同样在沿海省份的内部，不同地区的差异仍然较大，这其中的“薄弱点”就在县域。县域的高质量发展既可体现城镇化的“含金量”提升，又能够大幅熨平上述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。